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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四通

发表于2004/6/30 21:18:00  1441人阅读

作者: 王俊秀 

  对于中国一批科技知识分子而言,也感受到了这一召唤,他们开始敢于打破“铁饭碗”,走自谋生计、自己创业的道路。这样,民营“新集体”企业这一事物在中国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

  时间到了1984年,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全方位、各领域改革的启动之年。

  1984年前后,我国城市居民已由前些年对农村改革的满腹狐疑转变为支持和羡慕。既然改革能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迅速的改善,为什么不把它引入城市,让市民的生活也来一个飞跃呢?也就是这一年前后,我国各级党政干部通过呼吸中国改革开放后吹入的新鲜空气,或者亲自到国外游历考察,第一次深切认识到,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认识到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的生产和需要,亟需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经济民主、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未来学家的著作,也向人们昭示,只要迅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就可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于中国一批科技知识分子而言,也感受到了这一召唤,他们开始敢于打破“铁饭碗”,走自谋生计、自己创业的道路。这样,民营“新集体”企业这一事物在中国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通就是这一期间“新集体”企业中的代表。1984年前后诞生的这类企业通常挂着乡镇企业的招牌,投靠于农村公社或大队门下。当时,中科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万润南等人,在贾春旺(当时任海淀区委书记)的支持下,找到了四季青乡长李文元,向李文元说起他们想办一个公司,但没有资金。贾春旺提出,要办就办一个“新集体”企业,李文元也表示愿意由四季青出资2万元做开办费,似乎是在不经意中,一个今后在中国民营高科技领域叱咤风云的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应该说,四通的成立也与当时中科院领导的支持分不开。当时,除四通外,像希望、京海、华夏硅谷、信通等已率先成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1981年,物理所的陈春先在核聚变协会下创办了一个有独立账号的新技术服务部,其目的是通过承接一些项目创收来给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发一些补贴。此事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注意,为此有个报社记者还写了一篇内参。内参报到科委,当时科委的领导人也比较开明,当即在上面作了批示:“陈春先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因此,陈春先在后来被人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微电脑技术刚传入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汉字处理能力,其应用范围被大大地打了折扣,这时全国的电脑工作者都在汉字处理上做出各种开发研究,汉字输入、显示、打印、字库等硬软件新技术不断推出。这时,像倪光南、王辑志、严援朝等人也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专业积累和科研突破。

  四通这一年的业务主要是代理日本2024打字机,由于当时的打字机技术正处于击打式向点阵式过渡,每一针都可实现由软件控制,因此,当初的四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打字机中装汉字字库。当时唯一能打汉字的是由四机部代理的东芝3070,但市场零售卖到了9000元,而四通代理的2024打字机进口价只有500美元,市价只卖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优势,使四通很快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在营销模式上,四通真正为中关村带来一丝“硅谷”的产业集群模式,用俗话说叫“扎堆儿”。当时四通与科海墙挨着墙,毗邻而居,科海卖PC,四通卖打印机,两边互相介绍客户,生意做得分外火红。一年之中,四通营业额就达到了900多万元。到1985年底,营业额就达到3000多万元。

  从1985年开始,四通总工王辑志开始主持开发四通自己的打字机。王辑志是我国著名的汉语言大师王力先生的儿子,当初他辞职下海,王力先生曾特地写了一首《七律》鼓励他。其中有两句话—“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1986年5月份,被命名为2400的带液晶的四通打字机被研发出来,每台卖到了7000元。在此基础上,1987年四通推出了中国打字机市场的经典之作—“2401”打字机,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好评。一时间,四通在办公自动化领域确立了龙头的地位。

  应该说从1984年到1987年底这段时间,四通的主营业务有70%~80%是打字机,其余来自电子元器件和四通网络工程公司。只是在1987年底到1988年期间,四通名下才迅速衍生出24个二级法人单位,像四通电源、自动工程化、PC等公司都是四通的全资子公司。

  这种快速的扩张源于四通打字机这样一个拳头产品为四通带来滚滚财源,也源于这种财源不能分配的“制度保障”。尽管四通走出了“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路子,但是在当时如果谁要想自由分配剩余的财产,就要触动瓜分“集体财产”的大忌。事实上,早在1985到1986年,四通的领导人就意识到这种产权不清所带来的严重性,并多次找政府要求实行股份制。上级的回答是,当时我们给你们投了2万元钱,该算多少股份?四通的领导人只好悻悻而返。回来后几个人一碰,决定先搞内部股份制。于是,使用四通打字机打印了若干股票让大家认购。但是,在那个时候,正如“民主”被大家看作是打倒权威的直接发泄,人们对股票的概念也认识不清。认购结果颇具戏剧性—当时四通的一个看门老头比谁都买得多。这多少显得有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到最后,岂不是看门老头成为四通的大老板?于是对此方案又不得不推倒重来。

  对于四通的中下级人员来讲,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耐心寻求所谓制度上的突破。但是,他们很快在运作中找到了合理再分配的途径。这些人大多采用让自己的家里人开办销售门市的办法,在中关村充当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终端。这样的结果是,四通本身的流水很大,但是相对利润却在减少。也有的人已经意识到在一个产权不清的企业中,如果不掌握一块实体资源,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权力。这也是导致1987到1988年两年间,四通下属实体迅速突升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经过统一的规划,不从公司整体战略出发的“多元化”,是四通以后发展的重大隐患。

  这场“分权运动”的标志事件是当时四通的副总裁王安时在1987年成立香港四通。当时公司方面的说法是四通为了向国际化进军,有必要在香港成立公司。实质上对于四通而言,等于是变相的设立一个小金库,而对王安时个人而言,则获得了一种相对的利益保障,日后当四通电子在香港上市时,王安时获得了一笔3000多万元的补偿。

  为什么香港四通会成为四通的一个小金库呢?这是因为当时打字机的部件,包括汉字字库芯片都是从日本经香港转到内地。当时,在中关村仅一套芯片就卖到800元,但实际价值只有15~20美元。香港四通名义上以35~40美元进口,又以50美元卖给四通,这样的话,物价局只查从香港到北京之间的差价,并不溯及香港四通真正的进口价。这样,香港四通实际上已经为四通截留了一部分资金。当所有的芯片和部件到北京四通玉泉山下的打字机厂时,全部价格是680美元。但是打字机厂并没有直接负责经营,而是管组装。它卖到四通自己自动化事业部的价格是8000元,事业部再以10500元的价格卖到四通各地分公司,到最终用户手上的价格则成了13500元。

  可以说,这种“国际运营加渠道叠加”的财富放大效应是真正造就“四通神话”的根本原因。大概也是一段时间内,多数中关村高科技公司崛起的秘诀所在。因此,我们如果要分析产品型中关村公司,就必须分析其渠道设计,尤其是如香港公司是由谁来运营的,这是问题核心所在。

  1989年,对于四通而言是灾难性的一年。这一年的政治风波不仅导致了当时四通的最高领导人一种不正常的出走,而且也为四通80年代的辉煌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有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技工贸”或者“贸工技”的道路之争,或者“知本家”与“资本家”之争,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现象其实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高科技发展所遭遇的集体困境。用段永基的话来说,可能是经营层和技术层“信息不对称”,我们猜想,这种不对称,也许来自对大环境的判断和对市场险恶的测度

  二、

  进入90年代的四通虽然没有垮,但是的确走得步履难艰。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新趋势,新上任的总裁段永基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并制定了“与巨人同行”的战略,这是使四通走向产业多元化的开端。

  也许,摆脱产品单一、产业脆弱局面的初衷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四通的主业又应该在哪里呢?四通在研发2406打字机上的失败,是导致四通打字机事业衰败的转折点。

  1989年,王安时和段永基开始策划新产品2406打字机,目的是实现全部国产化,降低成本。当时,王安时找到为四通提供机芯的富士通,问如果四通一年买5万台能否降到150美元/台,对方说可以。这样王安时用这种手法,逐一找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在电源、液晶显示器、软盘驱动器、机壳和键盘上都进行大幅度砍价,总成本控制到360美元。王安时和段永基还在深圳创办了打字机工厂——深圳索泰克。应该说,这一策划的初衷是不错的,段永基也许是急于想设法摆脱总工王辑志的影子。因为,他毕竟在这之前曾作为王辑志的行政助手出现过。也许因为这一段经历激发了老段的某种说不清的情结。总之,他们没有把总设计师的角色放在总工王辑志的头上,而是选择了另一个经验相对缺乏,技术远逊于王的工程师承接了系统设计的任务,3年开发下来的结果是问题一大堆,于是又走回头路,推出所谓“2411”,这更是错上加错。2406打字机研发的失败,断送了四通的主业。

  在设计2406过程中,可以说让作为总工程师的王辑志受到了伤害。许多年以后,他在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自己的尴尬:

  “四通初创阶段,我主持四通文字处理机的开发,但到MS—2403型号之后,我的权力就渐渐被剥夺了,原因是我对MS—2406的开发持有不同意见。名义上,我还是索泰克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索泰克重要的会议仍然参加,但对打字机的研发我已经说了不算了。当时我同科学院声学所谈合作,要利用他们的成果在打字机上加语音输入功能,又和刘迎建(汉王集团创始人)谈合作,想把手写输入功能加到打字机中,另外和表形码输入法作者陈爱文谈合作,想把表形码装入打字机,但很快我发现,我和他们谈合作都是浪费时间,因为作为索泰克主管开发的副总工—我,和别人签的合同等于废纸一张……”

  “后来,万总把我调到四通集团,主管集团的开发工作,我觉得集团开发部和整个集团是脱节的。纵观世界上的著名IT产业,都要从销售款中拿出5%~15%做开发费,当时四通集团的年销售额在2亿左右,1%也有200万元,但我作为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除了可以每月定一下开发人员的奖金外,每个开发项目,都要写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才能拿到开发费,这样一年算下来,开发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在内约50万元左右,只占销售额的0.25%……。其实,公司拿到的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打着开发产品的旗号,我们开发人员常常要为集团财务部门写项目可行性报告,以便去贷款,但是,贷来的钱却到了其他方面……”

  1992年,四通集团副总裁王辑志、王安时、王玉海、张齐春集体辞职,人称“三王闹革命”。1992年8月18日,四人在北京丰台区成立了新四通。从此,“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IT界的现象之一。中文之星王志东出走,联想集团倪光南出走、用友集团苏启强出走、晓军电脑吴晓军出走……

  有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技工贸”或者“贸工技”的道路之争,或者“知本家”与“资本家”之争,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现象其实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高科技发展所遭遇的集体困境。用段永基的话来说,可能是经营层和技术层“信息不对称”,我们猜想,这种不对称,也许来自对大环境的判断和对市场险恶的测度。

  总之,四通没有按照王辑志设计的路子走下去,而却从此走上了“与巨人同行”的“傍大款”道路,四通开始做电工产品、做点心、做房地产,在这种“巨人战略”的引导下,四通在公众眼中经历一番扑朔迷离后,归入沉寂。以至于在中关村,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四通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四通搬家”,但是它却与四通一点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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