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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国民病”

发表于2004/6/24 17:20:00  1267人阅读

分类: 藏经阁

 我在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工作了四年,之前是做市场的,最近一年被老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当经理。一年的人事工作经历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坏毛病有颇多感慨和无奈。之所以放大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因为我相信我下面说的很多特性在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发生的几率要高于那些比我们好的国家。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不想贬低自己的民族,但我认为我们民族经过这一百年来的动荡,特别是十年文革,教育的确是被歪曲和延误了,国民整体素质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我在下面所发表的言论,既是在揭中国人的伤疤,也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但我相信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才有改进和强大的机会。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硕士轻视本科,本科轻视大专,大专轻视中专,名校轻视非名校(靠!中国有什么名校?),干部轻视职员,职员轻视工人。更搞笑的是学理科的轻视学文科的,学文科的轻视学理科的,市场部的轻视技术部的,技术部的轻视市场部的。这不是随口乱掰,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公司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说句老实话,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比谁高多少呢?何况大家捧着的是一个饭碗。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把咱大使馆说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还钓鱼岛,连香港人都说咱们是“大圈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自己的同胞?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见那些吃饱了腆着肚子趾高气昂地骂服务生的人,以及我们公司那些拿着几千块RMB(折合几百美金)的伪白领,以为自己忽然中产了,整个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样,就觉得这个国家没什么希望。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绩效考核,有些部门经理不爽了,因为他们一算,自己的奖金要变少,还要被公司考核,于是背后说坏话的也有,开会大吵大闹的也有,不闻不问的也有,种种姿态,不一而足。有同事问我:“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搞绩效考核吗?一个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复杂,但是损害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于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些经理不会说自己的奖金变少了,而会说本部门的奖金变少了,本部门的风险变大了,或者挑起部门员工对制度的敌意,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在一个企业,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个人也拿不了几个月薪水。老外很崇尚个人价值,但在企业和组织里面非常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准则,这就是对企业的正确理解。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他们物流部”、“他们财务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我记得有次一个经理为他部门员工薪酬的事情问我“你们公司……”,我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是谁?公司是谁?”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国人在自家小孩读幼儿园的第一天,回来问的是“你今天为别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你为老师做了什么?”……这就是从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我估计中国的父母可能问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没有?”(担心自家小孩没喝到),“你今天在幼儿园乖吗?”(担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强调利己,而不是强调合作。NBA那个嘉得乐饮料的广告语“我有,我可以”被国内企业大肆抄袭,于是“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快乐”之类的东西到处泛滥,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共产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老爱自己内部起哄,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会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就学不会妥协,不会妥协,就天天吵架,你争我斗,企业就在这样的内耗中完蛋了。

  三、疑心大,不诚信

  做人事经理免不了经常和人沟通,我就发现我们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这个事情我不好说,不想惹麻烦……”,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我刚做人事经理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人事经理就是老板的传声筒,做这个职位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发现其实老板没什么大问题,而是他们天生的爱猜疑老板,又不当着老板的面说实话。所以自己营造一个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无论在一个社会或是企业里面,诚信度越低,运行成本越高。中国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是我们社会不够文明的一个表现。

  四、蔑视制度

  当人事经理的第一天,老板就跟我说: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老板的苦心,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因为公司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请迟到后事假,后来请病假(因为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电话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宣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实施的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因为……”,最后一句是“公司讲不讲人性化管理?!”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我在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中规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有5%的员工被评为不合格,实际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后来所有的经理都反对,只好降低标准。即使是5%,经理们也不愿执行,他们对我说:“如果我的部门员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个5%,怎么办?我只好安排员工轮流做庄了”。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因为觉得自己是君子,对得起身边的兄弟们。

  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比GE的员工优秀?”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萧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象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相信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

  在我们公司,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公司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沟通,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在公司创立初期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目标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屁股(个人立场)控制了。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成功,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有一个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机会,结果公司把机会给了一个他认为专业技能、学历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问老板,老板说:因为公司觉得那个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更开放的心态,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他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去实现公司的目标,这远比技能重要。

  这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启示。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也许中国人穷怕了,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功利得有点过了头。我周围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用各种证书、MBA学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恨不得一个个都变成经济动物,谈起工作都是专家,就是不会与人相处。前几天我跟一个公司的同事聊天,他说大学毕业后6年时间里,他没有读过一本小说。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跟中国的员工谈文化素养,谈人性关爱,他们多半以为你有病。他们会说,公司的氛围不好,沟通不通畅,执行力不强,但不会去想这是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一有钱就忘本,就嚣张,要写书,要设论坛,要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骂警察,就是没想过回馈社会,也是缺乏文化性。

  学历和技能是衡量一个人的硬件标准,但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软件,是一种性格和态度,是文化。所以老外招聘员工的时候,强调“沟通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更注重一个人内在的素质,这才是决定个人价值的关键。

  结束语:本人今年28岁,自己还把自己归于愤青行列,所以行文有偏颇之处,亦可见谅。文章既来自生活,又超越生活,大家不必以此文来质疑我作为一名人事经理的心态。既是网络,大家各取所需,不必望文生义。说到对本文所列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许答案就隐藏在问题之中。

  最后,我以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结尾,与大家共勉: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注:版权属于作者,本人只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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