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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1)

发表于2004/6/30 20:48:00  1475人阅读

分类: 精彩文章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66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1967年9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分之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1969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30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 1969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1000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500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300本;25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20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200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3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寻寻觅觅的日子

1959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61年学士,62年硕士,63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3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1965年8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工余之暇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1949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37.5%。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台湾政府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的?

三个原则的理论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

当时在长堤大学共用同一办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新意。我只拿着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我是阿尔奇安(A.A.Alchian 1914一)的入室弟子,又熟读科斯(R.H.Co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件(这包括分成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

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农产量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11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五个小时的争辩

1966年5月某日下午5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40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白。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 1925—)及阿尔奇安。他俩是20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想着些什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阿氏木无表情,拿着我的“大纲”翻阅。

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他说:“没有教过史提芬的不准发言。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赫舒拉发跟着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是一条面包给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我解释说: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总收入却会上升。

我跟着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伯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人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10时(研讨了5个小时),阿尔奇安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其他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11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11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回应道:“其他的人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

阿尔奇安说可动笔

过了一夜,清早阿尔奇安给我电话,说我的理论与传统的是两回事。他要把我那11页大纲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结果怎样再通知我。我当然高兴,而阿老当时的研究班学生大都是我的同学,不少是好事之徒。每过几天,就有同学给我电话,说没有谁找到我大纲内有任何错处。

过了一个月,阿老给我电话,说我可以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我问他一年够不够;他说不够。论文8个月后就写完,阿老说是奇迹。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当时全职教书,又搞什么摄影展览,再快3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我当时的困难不是佃农理论的本身,而是要怎样去验证这理论。验证这回事,要快也快不来。要是理论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样精彩也无补于事。这是阿、赫二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加加减减的办法

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论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

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

1966年6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苦思两个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着什么高级的统计了,而把数据谱人电脑,所需时间多于用人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

1966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计算机,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堤大学的同事Eldon Dvorak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1966年10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3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成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阿师教我写英文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1966年10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Dvorak明白发生着什么事,处处维护着我。后来(大约4个月后)我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个摄影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500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 66年11月完成的,隔行打字40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阿尔奇安。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再去见阿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阿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阿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上午11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工,懂得舞文弄墨,但阿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着阿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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