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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钱袋和脑袋交流

发表于2001/5/18 9:58:00  1579人阅读

 
中关村,钱袋和脑袋交流

 


    5月13日,中关村的CEO们聚集在国家图书馆,开始反思资本运作,反思中关村的定位,因此,有了一场高新技术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话。 

    中关村缺什么?缺钱。 

    因为缺钱,中关村许多颇具生命力的中小企业挣扎在死亡线上;因为缺钱,不能像硅谷那样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缺钱,20年前涌现出的大批高科技企业,至今仍没有形成产业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然而,中关村似乎又不缺钱。发展20年了,许多企业仍停留在资金运作上,至今没有涉足资本运作;至今没有把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者请到“村”里来;至今也没有形成科技与资本两个轮子互动。 

    风险投资者说:“钱有的是”,同时捂着钱袋子。站在中关村犹疑观望的他们,对中关村的感情是复杂的。首都创业集团CEO刘晓光的一句话道破了他们的心声:爱你恨你中关村。 

    朱希铎: 

    谁不愿牵资本的手?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朱希铎,1987年进入四通,1999年10月当上四通总裁。他如今最大的感触是,当CEO要比当厂长难,技术知识要懂,管理知识要懂,资本运作的知识也要懂,他总结了一句话:“每天都要处在一种学习状态才行。” 

    朱希铎滤了一遍四通的发展史,觉得在中关村颇具代表性。17年“工龄”的四通经历了创业、扩展、自我改造与提升三阶段,目前仍在提升阶段。 

    创业阶段的经营模式是贸易型,衡量企业的指标是利润率、费用率和资金周转速度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不断扩大流动资金,是“倒而成爷”。 

    扩展阶段追求规模,我们的口号是“不怕名大,不怕规模大”,因此讲得是市场占有率的产业模型,公司基本上是流动资金+固定资金。 

    现在面临新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企业寻求的是如何与国际接轨,经营模式转为技术服务型,在资本结构上变成了流动资金+固定资金+技术积累+人才投入,现在的资本构成已需要多元化。 

    朱希铎说:“高科技企业如今特别需要资本市场。”按四通的发展,现阶段有四大矛盾,冲破这四大矛盾才可以与资本市场牵手: 

    一是新与旧的的矛盾。过去熟习了几十年认为很成功的旧体系和已有的资源,如今变成了再创业的障碍,新创业要重组资源,要进行资本再积累、再创业。而且,这次创业几乎全靠资本手段来运作,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向别人借两万元就可以起家。 

    二是长与短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短的市场变化周期与技术领域长的投入产出的矛盾突出,高科技的开发与产业化需要3-5年,比如我们搞的系统集成,投入3000多万元,5年了才刚有赢利。 

    三是轻与重的矛盾。过去高技术企业都是很轻型的成本结构,过去习惯于用很低的技术投入成本,用很低的市场成本,很低的人力资源成本,赢得一点点毛利润。现在强调人力成本和研发中心的建立,这是重型模式。 

    四是单一与多重的矛盾,业务链的单一性和资源组织的多重性矛盾。过去习惯在自己圈里转,立足本企业,这样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现在要做的资源配置,则是整合所有的资源,这个整合是跨所有制的,跨企业的,跨行业的,甚至是跨国际的。 

    朱希铎现在有一大苦恼:“谁不愿牵资本的手?可实践证明,投资者和企业家面对面洽谈,多难成功,现在急需有一个中介服务机构,中关村能不能成为硅谷,不是有没有几百亿堆在这里,而是需要规范的中介机构,否则堆几百亿在这里也要出问题。” 

    朱希铎的苦恼是中关村老总们的共同苦恼,他们大多觉得中关村的中介、咨询公司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协会收了会员费,却官气十足,活动多是传达精神、规定之类的虚话。”中关村那么多好项目太需要规范的中介推荐、搭桥了。 

    熊焰: 

    硅谷是用钱堆出来的 

    中关村百校信息园有限公司总裁熊焰说,硅谷成功原因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人才,另一条是资金,硅谷是用钱堆出来的。据统计,硅谷1993-1998年,每年投入高科技企业的达300亿美金,1999年达500亿美元,2000年到1000万亿,今年有所回落。再比比中关村,哪有那么多钱?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得有钱。因此,“我请各位支支招,中关村发展如何利用资本市场?” 

    刘晓光: 

    想说爱你不容易 

    说起高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首创CEO刘晓光的身份有点尴尬,他既是首创的老总同时又是投资银行家,不知他要站在哪个角度说话,但正因为这个双重身份,使他更清楚两者间该有怎样的磨合与互动。 

    缺钱的企业苦恼,谁知道有钱的人也苦恼。刘晓光就是这样一个苦恼的有钱人。 

    他认为,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资金的催化,很难成功。我是中关村最大的投资者,投了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等,光中关村科技园就投了3个亿。我们作为投资商出现,我有很多苦恼,不是我们不愿投,关键你有没有好东西。 

    我们的苦恼在哪儿,大家知道整个的投资市场变化非常快。我们从1992年开始在香港折腾资本市场,上市呵、发债呵、变化非常快,1992年我们想投消费品,电器、食品市场广阔;到1994年变了,想投电厂,电厂不是稳吗;到1996年电厂不行了,追高速路;到1998年又变了,追中药港;到了1999年又变了,追网络;现在又变了,投向污水、垃圾,吃永远的长线,投资者逐利,更愿意投高科技,搞个微软那样的,一下吃到底。我们的苦恼是: 

    其一中国没有一个公平的公司能评价技术的可靠性,如果有这样一个公司,告诉我是真的,我愿花钱,中关村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公司,它是一帮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任何一个科技项目,它能做一个公正评价,不是骗人的。 

    第二个苦恼是在寻找一个项目过程中,实际是买这个团队的,有时项目挺好,团队不行,弄个武大郎出来,你怎么办? 

    第三个苦恼是我们有的项目可能很好,但工艺等却不行,一推到市场就容易被人抄袭。 

    第四大苦恼是管理问题,作为投资人,有没有一批真正的高科技的职业经理人,代我收钱?没有这个,我投完资麻烦也就来了。 

    作为投资人,钱有的是,只要你有10%的回报,你有30亿的利润,我敢追300亿进去,关键是能“套”的东西在哪里?真正让我买完以后能卖的东西在哪里? 

    陈宏: 

    投了拿不走,谁投? 

    美国GRIC公司CEO的陈宏,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反思中关村的。他在硅谷工作,了解硅谷,同时作为美国一家华人高科技协会会长,他也了解中关村。 

    陈宏说,去年,许多风险投资已开始关注中国,正当这个趋势走向辉煌之际,NSDKEQ一路下跌,中国概念股在国外表现极差,再加上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国外风险投资对中国热情稍减;另外,二板市场的推出一拖再拖,国外风险投资信心动摇,更关键的是,钱投进来,怎么拿出去?在中国,风险投资基本没有退出通道,没有顺畅的可实现变现赢利的出口。 

    据了解,在美国的风险投资有许多出口:股票上市、参与并购、破产清算、股份回购。每个出口都有不同的收益。 

    陈宏相信,国外风险投资迟早会来。许多风险投资都看好中国市场,都有在中国设立分部的意愿,这点还有待中国政策的转变,目前中国不允许国外独资设立风险投资,但这点会慢慢改善。 

    中关村 

    环境急需改善 

    CEO们认为,改变中关村的大环境是当务之急。中关村的国际环境,真正的企业法则,商业规则以及信用制度应很快建立。这是外围的软件,同时,有赖于中关村的各企业,因为,要想介入资本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一定的商业模式,一定的收入模式。 

    中关村现在到了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两个轮子互动的时候了。这边输送血液,科技企业又不断输送牛奶(利润),这样资本市场就会偏爱中关村。 

    对中关村来说,重要的不是搞钱,而是需要风险投资的包装、指导、策划和辅导上市。 

    中关村就是中关村,陈宏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想建硅谷,日本、新加坡、台湾、印度,硅谷之所以是硅谷,有它的特殊地方,它聚集着来自世界的技术人才,聚集着高科技管理人才。同时,硅谷也很有钱,这些是别的地方无法相比的。 

    中关村如果将目标定为中国最大的高科技中心,风险投资聚集地,投资银行家中心,这些是可以做到的。也是现实的。一步一步来,将来有一天也许会超过硅谷,是可能的。然而,许多人认为,中关村已超越了地域概念,它已成为一个高科技的品牌。它是中国教育、信息、科技、智力的密集地。 

    玩转资本魔方 

    中关村和资本结合大约有几条路选择:首先是风险投资。中国的风险投资不是市场经济下的风险投资,大多是靠政府出资创办投资公司或设立基金,这样的风险投资风险极大。因此CEO们呼吁:尽快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资本融资体系;设立产权明晰,科学管理的风险投资运作主体;建立风险投资金融服务体系。 

    其次,买壳上市。刘晓光提醒大家:“买壳上市千万不能瞎买,买不好就死!即便买壳,也一定要有未来相应的科技净资产。许多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可能也没有买壳的能力,买一个壳,一开始就要投入1个亿,还要不断地往里砸钱。”买壳上市走不通。 

    发债也许不大合适中小企业,发债只适合于企业净资产已有部分,可发净资产的40%,另外,必有3年业绩,谁的净资产大,谁的利润大,谁的债就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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