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N博客

img muzhik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讨会剖析当代中国问题

发表于2004/12/29 11:17:00  1487人阅读

  近来,我国经济学界有关产权改革问题的争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由于触及经济基础的核心问题,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导向之争使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以跨学科的方式浮出学术界。鉴此,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于10月10日在上海联合召开了“当代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观察”研讨会,就产权与所有制改革、中国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向、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等重大现实问题交流意见;在强调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方向上,表达了高度一致的立场。

      分歧的实质

  会议代表们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摆脱僵化的单一经济体制、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经济结构方面多有建树,但同时,各种集团的利益分野日益凸显、关系改革根本方向的思想路线问题仍需要继续解决--在否定了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后,又出现了以迷信的、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的倾向,而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同样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右的倾向抬头,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近10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战略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和学者对当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解,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特征认识不清,忽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用就灵的法宝。这些标榜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造成了我国经济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而且打着“改革开放”的大纛,通过潜规则的实质性制导作用,危害着我党的阶级基础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即从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到以“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等手段淘空公有制,最终以全面私有化并轨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过程的策略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痰垢计”--不具体分析公有制企业经营所处困境的社会背景,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公有制,以便用象征性的超低价格实现化公为私的掠夺;其次是“变通法”--表面上宣讲一套周全的方针虚与委蛇,但在潜规则上各行其是。比如把国企改革“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变成“只退不进,只讲不为不讲有为”,进而以“政企分开”为借口提出“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把公有制引向没有退路的绝境。

  与会者指出,苏东事变表明,在一个充斥着腐败的环境中,除公有制以外的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单独地形成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何况国企正在遭受釜底抽薪式的淘汰性排斥;“政企分开” 的针对对象是一切形式的所有制企业,不能以此作为歧视国有企业的片面借口;以所有制的身份决定企业的进退有违市场经济的的平等原则,“国企退出竞争”的必然结局只能是除了货币铸印业以外不容公有制存在的全盘私有化。与会者对某些国际大资本喉舌鼓吹的在逻辑上荒谬、政治上野蛮、经济上劫富济贫、道德上标榜无耻的观点予以批驳,认为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被权宜性地悬置的同时,诸如“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国营企业不如私营企业”、“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把大家翻身解放为资产阶级”、“腐败有助于体制转型”、“黄、赌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等论调推波助澜,在相当的程度上形成了纵容资本特权、瓦解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舆论导向,并与国际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战略相呼应,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话语霸权向政治、文化等领域扩张。这些谬论的基本视角是用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狭隘价值观解读全部社会政治,使一切反道德、反民主、反人民的野蛮之举都在“效率第一”的大纛下登堂入室。它们在比较所有制时回避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探索性矫正方式;对国营企业在承担改革成本、维系工人利益、主导科技进步、支撑国防建设上的基础性作用,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给予被压迫民族的崛起、人民的进步的历史性推动视若无睹。二是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版图仍未走出“八国联军”时代的老殖民主义遗构,而被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全部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产物;对苏东改制后全面衰退的事实,对资本主义与国际战争、恐怖主义、民族压迫、两极分化、黑金政治之间的血缘联系,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大多数国家构筑少数精英阶层的天堂的同时给广大底层人民带来的灾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致命伤害以及私有化对丛林法则的高度依赖,都置若罔闻。这种右倾教条主义的偏执已经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

  与会者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危机实在是以半公开的潜规则表现出来的方向危机--宪法如故,政策已非,对潜规则大开绿灯表现出与显文化相悖的改革导向--享有话语霸权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蓝图不是导向现实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地要把社会主义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不是通过学会与资本主义交往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而是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财产转移造就所谓的中产阶级,使之成为通向资本主义太平洋的救世方舟。但由于这个贪得无厌的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财产来源除了“主流经济学家”欲盖弥彰的辩护外得不到任何合法性证明,因而这个阶层难以摆脱合法性焦虑,暴敛、外逃、挥霍以及由此带来的弥漫全社会的仇富情绪、道德沦丧便成为“打造中产阶级”的改革蓝图的现实摹本。鉴于改革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成之间的不对称,广大劳动群众对改革产生认同危机--最初的憧憬变成后来的怀疑,又化做当下的不满。中国式的腐败瘟疫得以迅速蔓延绝非仅仅是惩治失效和体制漏洞,而是政策鼓励所形成的投机崇拜,尤其是像管理层收购一类明火执仗的合法性掠夺给全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号召:这是最后的免费晚餐,迟到者恕不恭候!这种权力资本化的政治危害在于:社会重大不公的道德责任被归咎于政府--当地方腐败分子纵容并分享圈地运动和私有化改革带来的超额利润时,趋炎附势的传媒除了炒作并分享了超额利润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充饥画饼,就是粉饰太平,使人民因无法表达民意而对政府感到失望,流氓无产者更直接以破坏性的方式应答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方式--蹂躏道德、粪土“三个有利于”的公共价值观,而犯罪率的高涨、黑社会的猖獗和邪教泛滥已然暗示着一种随时准备响应任何反政府号召的社会心理正在形成。

  与会者指出,当前应重新反思产权改革中的思路乃至立场,重振国企,不能轻率放弃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要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决不能在我们刚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付完学费时就埋葬社会主义公有制,任由右倾教条主义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不归之路。

  上述转型危机既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然,“新凡是论”也难辞其咎:其方法论特征是通过曲解、遮蔽、断章取义等手段,把邓小平理论中实质性的价值观淘空,而把一些手段性、权宜性、策略性的方针泛化为一般性、战略性的方向,使之成为防范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投鼠忌器的盾牌。

  其一、离开邓小平理论的具体语境和所针对的时空背景,屏蔽邓小平理论的基本价值观。比如扬弃邓小平一贯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提邓小平理论中反左防右、反左为主的政治背景性前提,回避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强调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在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仍大谈反左为主,事实上是要堵住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为私有化和全盘西化清场。

  其二、抹煞邓小平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断章取义。只强调反“左”的思想僵化,而不讲其反右倾思想的僵化;无视其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前提,不讲其解放生产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诉求;无视 邓小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论断,脱离实事求是讲思想解放;只讲“先富”不讲“共富”,悬置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以及两种改革观的告诫。

  其三、歪曲邓小平理论,通过对一些只言片语作抽象诠释,使之成为放纵资本特权的遁词。比如,把生产力标准曲解成生产率标准,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变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辩护;把“发展生产力”变成“捞到钱就是上策”;把“胆子再大一些”变成“不择手段”。

  与会者指出,我们应该像当年邓小平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样,倡导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要重申邓小平对中国改革方向的高度关注,反思他对发展之后可能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崛起和两极分化的高度警觉,重视他对两个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批评,不断修正改革具体思路中的各种偏向。应该正视不同利益集团在现实中的角逐,限制权力资本化的无限扩张对社会公正的损害,展现邓小平改革思路中经济强国诉求和政治以民为本的内在统一,对任何动摇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倾向作毫不含糊的斗争。种种与邓小平的改革旨趣南辕北辙的不良倾向把团结几代中国人民的精神旗帜倒戈于资本主义,直接的后果就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视野的有机统一

  执政党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的庄严承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追求,都对实质性的民主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以往极左思潮客观上维护着封建家长制,延宕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现步伐;而今极右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万能论,却无视西方文化中不同阶级较量形成的民主程序对自由竞争的平衡,纵容人治色彩的新权威主义精英崇拜,鼓励少数特权阶层对劳工阶级和平民阶层利益无孔不入的垄断性蚕食。鉴此,与会者对中国改革事业中民主的实质性建设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统一予以关注。

  由于现实社会通讯渠道的限制,中国主流政治意志的传统输导特征在于:正确的上有政策可能会遭遇到“下有对策”的小集团利益的歪曲,而一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淡化,那就可能被放大成地方上的对内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和惟利是图,对外不惜损害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从而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人民失去方向感,民族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鉴此,与会者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应该致力于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完全一致的旗帜意识上来。在旗帜问题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权宜性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态度,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信仰危机。这首先是某些层次领导干部的信仰缺失,其后是群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危机,再者是那种抱残守缺的“文革”式“大批判”中表达出来的理论危机。

  党的旗帜意识与其作为人民代表的执政党地位并不冲突。只有首先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最广大的劳动阶级,才有可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相反,幻想以全民党和全民意识来整合社会,只能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消解自身合法性的传统阶级基础。

  在这方面,不断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发展壮大执政党的感召力量,并不等于一厢情愿地请资产阶级上轿拜堂,把资产阶级对执政党权力的觊觎误作对其政纲的皈依,从而使鄙视工农的精英阶层后来居上于传统的工农联盟;这种“傍大款”的权力倾向必然导致基层组织的瘫痪和权力腐败。中国封建传统的权力运作意识一旦与资本的扩张彼此互动,所谓“全盘西化”就会形成权贵买办资本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诱发中国重大政治创伤的官倒已经为我们彰显了权贵买办资产阶级的雏形。

  与会者对危及执政党旗帜意识的意识形态安全表示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通讯网络中的灌输渠道在某种程度上被梗阻。保证其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如果严重受损,离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事实上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地区和部门,盛行的只是拜金主义、封建迷信和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以及与之相应的官商勾结的黑金政治和黄、赌、毒泛滥。与会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团结的精神混凝土,意识形态的崩溃值得高度警觉,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颠覆就是从意识形态的软肋入手,通过片面化的历史清算,为私有化和全盘西化张目的。然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在张扬资本主义自私经济人人性假设,另一方面又标榜“价值中立”和“非意识形态化”,夸夸其谈“经济学不讲道德”,这种虚伪的“纯学术”对我国改革决非是一种西来福音。

  由此,执政能力涉及准确判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倾向,把握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共生关系,反思“反左过头必出右,反右过头必出左”的经验教训--两极分化将酿成民众对极左教条的情绪化的皈依,而极左路线伤痕意识则在把青年人推向右倾教条主义的怀抱。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张“反左防右,反左为主”,是当时政治环境决定的正确抉择,但自90年代以来,当全盘西化、私有化等教条主义日渐成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话语时,继续讲“反左为主”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以放纵资本特权的方式刺激社会极左的反应。我们决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的画饼在原则问题上一让再让。相反,要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只有把群众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决策的“第一目标”,把群众共同富裕作为决策的“第一追求”,才能真正找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会者从现实挑战的全局性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性出发,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在现实批判中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视野的综合。

  就马克思主义批判作用而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意义,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的革命意义;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而是有机整体的“一整块钢铁”。 就现实问题的综合性而言,现实问题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提出来的,而不是以所谓“学科建设”的需要产生的。因此,,单一学科难以孤立地作出系统、辩证的分析研究,必须借助于跨学科的理论分析。与会者反思了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科壁垒的局限性,认为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混乱就是由于缺乏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底,达不到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从经济学和政治学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发现现实矛盾和问题,往往使哲学研究提不出真问题,经常为一些虚假问题争论不休,走不出大而无当的范畴桎梏,发展之路越走越窄,表达方式日趋虚玄。受某种“把政治与学术分开”的错误观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往往被人为的禁区所排斥,对现实中日益凸显的阶级斗争、吏治腐败、权力运作机制失衡等重大问题三缄其口。目前学院化的纯学术风尚往往推出一些毫无现实关怀的风花雪月之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时代性和批判性被淘洗殆尽,这种漠视时代呼声、不关人民痛痒的纯学术也只能被人民和时代所抛弃。

  与会者一致认为,时代需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发挥批判功能的最好平台。现实中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领域针锋相对的斗争,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生存之源和发展动力。与会者希望此次京沪学者上海会议作为融汇各学科的一种尝试,能够促成打破学科壁垒,相互理解,彼此沟通,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中国改革大业中整体性功能的主流导向。

转载地址: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5&ID=3437&page=1
兴华网(http://www.1911.cn)

阅读全文
0 0

相关文章推荐

img
取 消
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