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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传销案调查:一个农民和两千大学生下线

发表于2004/7/6 15:45:00  4506人阅读

分类: 【关情社会】

大学生传销案调查:一个农民和两千大学生下线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8日06:23 新京报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本报记者袁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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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网络示意图。程强/制图


  “欧丽曼”大学生传销案之骗局调查

   本报记者 袁凌 南方都市报记者 傅剑锋 重庆报道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

  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

  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

  “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

  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

  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

  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

  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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