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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门的这些年

发表于2008/10/2 12:18:00  4695人阅读

                 出校门的这些年

                                                                    身陷传销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澳门回归后的第四天,也是圣诞平安夜,我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临行前,虽然很恨那所学校,但也还是在不舍的回头中,离学校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的学生时代越来越远。

    虽然才六点多钟,但天已经黑严实了。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和唯一前来车站送别的彭丹丹握手告别后,毅然决然的走进了车厢。火车开动后,感觉一种生活终于结束了,而另一种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即将要开始了,有一种茫然,有一种期待。

    我是和同学郝菊珍一起南下的,有先前到广东惠州的同学说有一份数控机床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月薪大概有八九百(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火车上我和郝兴奋的谈论着学校生活的种种,也说了以前在学校时所不能告知的内容。并说这次南下,没打算赚多少钱,到明年五月份能够用自己赚的钱把毕业证拿到,就很高兴了。因为当时我们所带的钱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是在一种极度饥饿中度过火车上的十几个小时的,在火车凌晨经停湖南衡阳站的时候买了一笼包子,一人吃了几个,哄了一下肚子。天亮后,火车就已经进入了广东省境内。在经过京广线上最长的大瑶山隧道时,心里还是有一些感慨,因为爸爸在早年日记中曾记载过火车通过这个隧道时的心情,他那时也是取道广州到汕头的海丰舅舅开的砖厂打工。而多年以后,我终于也用同样的方式通过同样的隧道,从此开始踏上社会。那时的火车比较慢,早上十点半左右才到达广州,然后人在一种极度紧张中下车出站。早就听说广州站不太平,所以不敢说话,出站的时候有人把一张什么纸放在包上,然后就要我们交钱,我大声吼了一声:我干什么了?,不理他走出了令人恐惧的广州火车站。转到广东省汽车站,继续坐汽车赶往惠州。汽车停在架空层里面,光线不是太好,而且没有几个人坐车,心里非常害怕是黑车,一直到汽车驶出汽车站,大气都不敢出。一路上我和郝轮流休息,一有人下车都要看一下行李是否安好。

    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汽车到达惠州。在打了几个呼机之后,同学终于出现了,陶和俊和鲍红军。在那一辆公汽上,我们兴奋交谈着,谈什么现在早已忘记,只是记得我们的声音是最大的。我们到达的地方叫水口镇,那里还有着房地产疯狂时的遗迹,到处是烂尾楼。进到房间里面,里面住着的人热情的打着招呼,甚至还有几个同级的校友。没有床,都是打的地铺,甚至床头还放着一台“摇摆机”。把行李放下,陆续的有人回来。寒喧了几句就开饭了,饭菜很是简单,有一条用萝卜丝煮的鱼,算是最好的菜了。那一年的南方比想象中的冷,需要用热水洗澡,但没有热水器,甚至连能洗澡的盆子都没有。晚上去附近的龙津市场转了一下,没有什么印象,和家乡的集市差不多。

    第二天依然没什么事,休息了一天。第三天终于说是要去公司了,吃过午饭,还在衣着上准备了一下,穿上了西服,打了一条领带。我们去到的并不是什么公司,而是和我们当时居住的房间一样的农民房。里面有二三十人,每人坐一个小凳子。我们坐在最后面,但是鲍红军半蹲在最前面。有一个人首先作自我介绍,她是那一天的主持人。和鲍红军一样的人抢着和她握手,然后作自我介绍,或者把其它人叫到前面,唱一首歌。鲍终于抢到了一个握手的机会,把我和郝叫上了台,我和郝先后作了自我介绍,按照惯例得唱一首歌。我唱了一首《一封家书》,台词没记全,下面有人笑,郝唱了一首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反响热烈。这一个环节结束之后,有一个人开始上课了。先讲了一段经济形势中国快要加入世贸了,然后讲钱的作用,而我们赚钱的有下面的几种方式:种田,打工……。反正哪一种方式都没有前途,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个健康和财富的机会:加入兴田健康产业国际机构。当一个初级业务员一个月能拿多少,中级能拿多少,最快一能做到高级一个月能拿十几万!让听课的人心狂跳不止。接下来他讲实现的理论原理:应用了五级三阶制的组织结构,几何倍增的增长方式。最后他讲了最关键的,要想加入,要想一个月赚十几万,首先花三千九,购买一套兴田的产品,才能成为兴田的业务员,才能推销兴田的产品。课讲完了,该散场了,却是有人把着门,一次放三五个人出去,问什么?他们说广东人胆子比较小,人多了害怕。我有些反感了。

    可能你觉得这种方式就是传说中的传销,但当时他们说做的是加盟连锁,和传销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合法的。我的同学是我的业务指导,每天吃过饭就是到处找做这个的人谈话,他们的谈话和上课的内容并无两样,就是叫你赶紧向家里要钱,赶紧做这个。后来才知道这个叫洗脑。不时有一夜爆富的消息传来,谁谁谁没做多久已经是什么级别,赚了多少了。这让涉世未深的我有了一点心动,我想赚一笔钱再去上学,我有些鬼迷心窍了

    于是我在电话中骗父母说学数控机床要交学费三千九,再加上生活费,得四千五。因为我此前在家从未撒谎,所以父母相信了。九九年中国的经济相当萧条,家中我和弟弟两个读书,甚至我来广州的盘缠都是向在内蒙当包工头的表哥借的。为了凑四千五百块,妈妈向四舅爷借了两千,再借了年息20%的高利贷两千,算是凑足了钱。当然这些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在当时业务指导不得我每天一个电话的催,但我还是有些不忍心,一个星期才打一个

    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我带了一台收音机,得知千禧年国内国外都有非常多的活动,心里痒痒的。虽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但千年之交的那个晚上,我们还是特地做了吃的,买了一瓶酒,我在一旁写日记,随着窗外传来的礼花的爆炸声,我们终于进入了新的千年。

    和我同来的郝菊珍终于没有接受这个事业,借口她舅舅给她找了烟草局的工作而先行离开了,因为手上的钱不多,我们没有送她去车站,只是约定考场上见,因为我在OOO年四月还要回武汉参加自学考试。

    其间有好几个同学被我们约了过来,刘成军,覃辉,柯有丙,徐红安,但他们在了解了一下之后都借口离开了。后来想,幸好当时这些同学没有加入,否则一辈子都要受良心的遣责了。

    在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那里在一天早上九点的时候被当地派出所查了。虽然我们关上门,但他们还是把门踢开了,查我们的《暂住证》,我们当时没人花五十块钱办这个证,他们于是呵斥我们交出身份证,然后全部被赶往了派出所,有的直接被送去收容遣送所了。在穿过公路的时候,几十个人排着队走在路上,令路人侧目。到了派出所一个个的被要求蹲下,不许说话。在蹲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们被放出来了,听说是上面的老大已经打点过了,到晚上的时候收容遣送的几个人也回来了。这件事让我感觉很受侮辱。

水口镇这个地方是呆不下去了,在春节前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市区,一个叫河南岸的城乡结合部。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为了省钱,我们早上五点多起床去批发市场买土豆和大白菜。那一年的冬天在记忆中非常的寒冷,几个人走在路上,在昏黄的路灯下呼出的白汽都有老长。有时我们把菜买回来了天都没有亮,于是就接着睡。    

做传销其实是无所事事的。每天上午多是串网,其实就是不断的洗脑,下午多半是要上课的,还要做笔记,每周五的晚饭前还要先做一下本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课的内容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我第一堂课上听的叫“理念与提成”,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会,第二种课叫“产品与营销”,就是讲解产品的功能与特点,好让人觉得我们是以产品为导向的,是合法的,而不是贩人头的传销,第三种叫“方法与技巧”,只有加入了的人才能听,就是教你怎么把人骗过来,怎么尽可能快的让人加入。

   春节的时候过得非常艰苦,年货是无从谈起,在那样的情形下我用“侣白菜而友土豆”来安慰自己,心情比较郁闷。春晚是在一家小店里看的,因为心情不好,看赵本山的《钟点工》也没笑出声来。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惠州市政府在一个江边公园里搞了一台晚会,我们早早的跑过去,但看了几个节目就悻悻的回来了。一点都不精彩,但是人超多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春节后,大概是初八的样子,我得到消息说我的四千五百块钱到了。和业务指导们一起去到水口镇,其实我当时应该把存折带上,钱取出后先存起来,看情形再决定是否加入,但当时头脑一热,没有带存折,钱一取出来就交了三千九。

    手上短暂的有了一些钱,先去买了些生活用品,还花六十多买了一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现在想来,在那种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能买书,真是佩服自己。

    仅仅每天串网式的洗脑是不够的,公司当时还有一个项目叫做潜训,相当于现在的拓展训练。我当时也去了,是在广州一个叫天麓湖的休闲山庄里面。那个叫马都的讲师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甚至有时晚上都训到十一点多钟。训练的内容多是一些所谓打开自己的事,平时不敢说不敢做的事在那里都要说都要做,其实就是揭下面具让自己变得无耻。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声嘶力竭的吼叫比较多,下跪比较多,三天的训练下来嗓子哑了,膝盖也跪肿了。在那里唯一的好处是一日三餐的伙食比较好,算是吃了三天饱饭。

    就在我训练的那三天里我的业务指导又带了一个新的加盟者,于是在我从广州回来之后我们搬出来了,买了炊具之后手上的钱就不是太多了。这其间业务指导又带了两个加盟者,而我却是一个也没能邀约过来,更别说加盟了。小鲍甚至还把一个同级校友和同班同学陶红英的妹妹约过来了,但别人看了一眼当天晚上就哭着要走。苏静轩过来之后几天也没认同这事情,他在附近的工业区找了一份工作,三美音响居然一直做到现在。

    有一个被小鲍邀约过来的人是老江湖了,他知道打了一个电话到国家工商总局问一下,结果别人明确告诉我们“兴田”就是传销,那一期的《南方周末》也出过一期封面是“万人囤聚花都搞传销”的报纸,照片上就有我们公司的“摇摆机”。由此我和小鲍开始对我们所做事情的怀疑变成了确信加盟连锁传销而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小鲍就不参加活动了,不是在街上乱逛,就是漫步于荒芜的草丛之中,惆怅至极。而我那时多是拿一本大专自修的教材出去读。这样到了四月份,由于持续没有收入,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支持不了,有时就煮稀饭点盐吃。再加上业务指导就算是传销我也要做的表态,我和小鲍顿时心灰意冷去意已决。虽然这中间有几天还跑到惠州的陈江工业区等处找工作,但那只不过是乱花钱而已,甚至我还把眼镜搞丢了。

    临走之前把先前串网签的名全都撕的烧了,笔记也烧了。做了一件至今让自己惭愧的事。当时手上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所以向别人借了三百块钱,并把别人的银行账号真的是报给了妈妈,让妈妈打钱过来,但妈妈却把账号记错了,后来钱打出来了又退回去了,所以那三百块钱就像是骗了别人的一样。

    二OOO年四月底,我和小鲍终于要离开了。先乘车到惠州西站,经过几个月前来的时候经过的地方,心中百感交集。从惠州西站坐火车到广州,火车上小鲍居然还有心情提起笔来给刘仁香写信,少年的情怀真就是不一般,我只是觉得终于要和这不堪回首的日子说再见了,心情非常的复杂,如何面对家人,如何面对未来?火车快要到终点站了,所以车上的盒饭非常便宜,而且知道后面会非常艰苦,所以和小鲍一人先吃了份快餐。到达广州东站紧买票,快车一百多一张我们是买不起了,只好买慢车还是站票,六十多一张的。接着又转车到广州站上车,人山人海。在候车大厅的时候可以交十块钱先上车,但我们哪里啥得这个钱,所以就后面才上的车。上车时候的那种拥挤像无数推着我在走一样,手表的表带在那时却不争气的松开了,我赶紧把五个手指张开,要是手表掉在地上也不能捡了,在那种情形下谁弯腰下去谁就会被踩死。车厢里到处是人,我们占了厕所对面的一个地方,坐在行李上,一路的北上。车上坐的看上去多是民工,所以查票都查了四五次,那位年长的列车员一边查票一边说:过段时间就好了,京广线就全线电气化了,长沙的司机可以一口气跑到韶关

    四月二十四日早上,火车六点多就进了武昌站。走的时候是晚上,是冬天,回来的时候是早上,是春天,这是一种巧合吗?这短短的四个月里武汉经历了冬天我也经历了冬天。武昌站打电话询问自考准考证的时候被人骗了四十块钱。打了两个话,应该是一块钱,但当时我一把掏了一张五块的和一张一百的,本来是给五块的让他找,店主说做生意要整钱,电话费不收了,让我把一百的给他换成散钱,我接过钱一数,只有九张十块的,他接过去再数,真的是九十,看着他加了一张,然后再数十张给我,我接过钱没有数就装进了裤兜,走了几步路拐过一个拐角感觉不对劲,好像比前面还少一些,掏出来一数,只有六张。再回去找店主是不可能的了,门口的三个彪形大汉可不是吃素的。

    极度的郁闷中坐510路公汽去原来就读的学校找同学。是郝菊珍和彭丹丹在长江那里迎接的我,小鲍去了他中科院水生所的小家。和郝的光相对的那一刻,我无地自容。懊悔是没有用的,把行李放在老刘那里(我们九六级当时已经毕业,老刘在外面租了房子)。赶紧去学校找比我低一级的老乡拿报考的资料,再去洪山教委拿准考证。回到学校时老刘招待了一顿饭,洗了个冷水澡,赶紧休息,第二天还有考试。

    第一门是本科阶段的《中国革命史》,后面接下来考试《中国税制》《财政与金融》和《国民经济统计概论》,通过的是三门,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考试中的那几天里吃住都是老刘的,对于初涉人世就遭猛击的我来说,同学的帮助在那时,真是有如寒风中的一丝温暖,难以忘怀。

    考试结束了,我不得不回家了。老刘严把我送上715路公汽。我转车到家的时候是妈妈先看见的,一把接过我的行李,当时自己真的快提不动那一个背包和一个提包了

    到了家之后我几乎不敢出门,一是惭愧,二是悔恨,三是自己当时已经瘦变形了。记得四个月前我去广州的时候别人看我像十六岁的,而四个月后我表妹评价我至少苍老了五岁。外形上有变化,其它的更有变化。以前我吃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妈妈总催我快点吃,要洗碗了,从惠州回来之后我吃饭最快,家人都感觉吃惊。这都是饿出来的,吃慢了就没得吃了,而且吃饭的时候前面的两碗要盛少一些,最后一碗要多盛。爸爸在那时是有几分责备的,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都没有开窍,刚上社会就被人骗了,到是弟弟劝爸爸,不要再说了,说我已经很伤心了。其实爸爸说我甚至打我,我心里到好受些。那种自责和懊悔,真是痛苦。

    上面的变化其实都是其次,关键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我很多的东西。善良的气质,对于社会的信任,对于人生的自……可以说这才是伤我最重的地方,这些东西多少年后也没能再恢复。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班主任石其军曾提醒过我们,说九五级有些校友自己沉沦了,却还在那里继续拉更多的人沉沦,只是我当初没有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他也没有挑明,要是挑明了也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后来我的业务指导在QQ中问我恨不恨他,我当时回答说无所谓恨也不所谓不恨。但要是放在我刚回家里那段时间,看着家中因我而负债的情形,我一刀都杀得下去!

                          在武汉的岁月里

二OOO年五月十五日正在帮忙家里收油菜籽的时候,爸爸说村小学有一个老师辞职了,要我去顶一下。由此我也开始了在村小学为期一个半月的代课生活。

在村小学代课对我来说算是驾轻就熟,考虑学生太小不好交流我直接要求教四年级,但却是全校出了名的不听话,此前学校组织春游独独这个班不让去。学生们多还是比较聪明的,全班四十几个学生差不多有近十个应该是块读书的料,只是遗憾农村中学的教学质量太差,他(她)们很难坚持到考上一中。而且好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在小学的时候不管成绩怎么样,总归还是要听话一些,但到了初中,孩子一进入青春期,被一些不良的思想一腐蚀,就基本没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勉励我自己要创造条件,我将来的小孩一定不能当留儿童。但这首先要求要有稳定的工作,要有房子,这也间接导致我今天仍然不敢找女朋友,更不敢想结婚的事。

    最后一堂课给学生们上完后,跟他()们相约2008时候中国就要开奥运会了(虽然那时申奥还没有结果,但我坚信能成功),你们应该在大学了,我希望在大学里见到你们,而不是在建筑工地上。但后来想读大学应该,但更多的是在纺织机旁的,在生产线上的,其实连我都到深圳当了打工,又去要求学生做什么呢?

    临近学期结束,上面下来了文件,说有一批转正的机会。教师子女师范毕业是第一类,非教师子女师范毕业是第二类,而像是非教师子女非师范毕业则是第三类,每一类交的钱不一样,像我要交一万多。本来读书就把家里搞得面临经济崩溃,刚刚做传销又干掉五千,再让家里拿一万出来,无异于在伤口上撒一把盐,况且弟弟当时还在上高中。我爸爸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干部,如果我再在村小学当教师,无论我做得怎样出色,都无法走出爸爸的影子,别人会认为是我爸爸用钱跑来的。再加上工资实在是低,半年都不发一次工资,刚开始每个月只有三百来块,我一算,一年就三千多块,四年中专我都花了快三万,得十年才能回本,那时我都三十了,结婚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于是我毅然决然的没有当老师,甚至镇教育组的人都替我可惜,说我读的是省中专,而交钱的那些人都是些市中专技校。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国家开始搞第五次人口普查,理所当然的爸爸又排我当了普查员,深入到户的查户口,登记。到了九月十五日,家里已经在收稻谷和芝麻了,在武汉的堂哥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叫我去武汉一下,由此也拉开了我在武汉的两年半的生活。

    要从事的工作是IC卡水表的维修,(这种水表是先购水,然后把卡插到表上,所购的水用完了会自动停水,也就不用抄表工了),当时去的时候是周五,那一天悉尼奥运会开幕,因为此前堂哥已经和上面通过气了,所以经理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下,然后就让我周一来上班。第二天回家帮忙把稻谷和芝麻收了,带上行李,坐上了开往武汉的车,这回才算是真正的走上了社会。

    刚去的时候住在汉阳郭茨口(神龙汽车总部附近),每天早上坐537路到岳家嘴的武汉电信英特小区工作。应聘的时候我说我住在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所以当不能让队长知道我和堂哥住在汉阳。有一次天晚上堂哥还没回来(他是维修汉口片区的),我自己刚洗完了澡在穿衣服,堂哥忽然从外面回来敲门,让我快点穿好衣服出去回避一下队长要来了。我慌忙穿好衣服出门才走出几十米回头就看见队长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我当天晚上在汉阳家乐福转到了九点多钟才回去。后来又有一次独自正在吃饭的时候一辆汽车停在门前,我以为是队长又来了,心里一紧张感觉血直往上涌,脸烫得厉害,而嘴里正在咀嚼莴苣叶子停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多少年我也没能忘记那个场景,这让我饱尝人世的艰辛,和世道的极度不公。凭什么那些纨绔子弟仅仅是因为爸爸在自来水公司,就是所谓的“正式工”而可以在我头上作威作福,而我仅仅是因为出身就当“临时工”而成为二等公民?

刚开始几天在公司当学徒,当时正值悉尼奥运会,看着公司的正式员工在那里看比赛眉飞色舞的样子,相比自己当时的落莫,越发的觉得处世维艰。住在那里的时候遇见过一位真正让自己心动的女孩,有一天早上我拿着《财务管理学》的自考教材到汉江大堤上读书,迎面跑过来一个早锻炼的女孩,无论是身材和面容都无可挑剔,两个人像是以前见过面一样的互相一笑,她跑过去了,我也开始早读了。这情形和电影中演的恰好相反,应该是我在跑步,而她拿本诗集什么的在读,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这样才够浪漫。第二天却没有遇见,第三天也没有,后来我搬到了武昌,后来念及此事心中还是有一丝的遗憾。

那一年电台里总是在放着许巍的一首歌------《那一年》,里面的歌词很像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那一年 你正年轻 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那理想世界就象一道光芒 在你心里闪耀着
                 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飘渺
                 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

    在武汉遇上了几位热心的师傅。带我的是崔师傅,他的名字和崔永元只差一个字,叫崔永格,是一个下岗工人,对我也很是照顾。当时就是两个人一听到呼机响,回个电话就带着水表出发了,全部靠走路,公汽是不敢坐的,虽然只要一块钱(当时没涨到一块二),但来来回回的一个月下来就落不了多少钱了。而我工资当时只有五百五一个月,不包吃不包住。而我也在留心租房子的事,下了班就到处转,找城中村里的农民房。

    到十月十日发工资的时候,我和堂哥身上钱的用得差不多了,我只五毛钱,就这还是每天中午吃一块钱的两个烧饼顶过来的。

    拿到工资后我马上搬到武昌来了,在徐东平价附近的团结村,一间单房,每个月八十五块,水费每月扣五块钱,电五毛一度,买一辆旧自行车一个呼机,手上也所剩无几了。为了省钱自己做饭,买了一个电饭锅,液化气灶坛我当时肯定是买不起的了,用固体酒精炉炒菜,炒菜的锅用一个电饭锅的内胆,用筷子当炒勺,有时为了省酒精还没炒熟盛起来放到电饭锅和饭一起蒸熟。那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半年多,直到第二年三月份,手头真的宽裕些了才买了液化气。后来想起这些日子来,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不明白当时怎么过过来的。条件那么艰苦好像过得还挺开心,有一次我正吃完晚饭在做大专自修《高数》的题,呼机响了,一看是彭娜的,赶紧找一个IC卡电话机回电话。她约我说郝菊珍来武汉转自考的手续了,叫我周末抽空我们见个面。

于是在那个周末,我,彭娜,严,黄健自毕业后见了个面,郝提前回河南了。在武大正门前会合,然后走着聊着走到武大的凌波门,那时武大的樱花只是初上枝头,还没有开放。回到彭娜学校附近找个网吧,上了会网,然后找了个湖南面馆一人来了碗牛肉面,那个辣我到现在也没能忘记。吃完面我们去了黄健当时就读的武汉音乐学院,听那里的学生的演奏会。小提琴和钢琴的合奏是早已忘记了,但那个主持人的端庄,却是让人眼前一亮,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听了两曲出来,在学院门前的夜市上吃了次烧烤,我因为是对烧烤不太感兴趣而被彭娜形容为数烤肉上的细菌。

曲终人散的时候,在首义广场送彭娜和严少力上了回去的公汽,我回到我住的地方已是凌晨了。而彭娜和黄健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再见面。

武汉电信的英特小区当时才刚刚交钥匙,一千多住户全部装的是我们的IC卡水表,表的质量非常差,每一开始装修就要去修一次,一天下来不知道要爬多少层楼。而说是修,其实把不出水的水表的电磁阀直接取下来,这样IC卡水表就成了普通水表。而这是不能和用户说的。我们不光负责电信小区的,还有东亭小区樱花的、福星惠誉的,公泰里的,最远的地方到过南湖机场那一带,光骑车就要一个半小时。

刚开始做得非常辛苦,夏天的时候每天手臂上有一层盐,而衣服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冬天的时候,迎着刺骨的寒风,也得出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下大雪,当时天已经黑了,110联动转过来的电话说有一个用户停水了我把电话过去说第二天再修,用户不同意,万般无奈下收拾东西还是出发了。因为刚上岗的时候队长就说了,做售后服务就是这种性质,千万不要和用户争执,否则事还是要做,而且搞不好还要被投诉。路途非常远,地上有积雪,非常滑,我骑着车得非常慢,,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不能打伞因为一只手掌车把非常不安全,口中喷出的白气有一米多长,耳朵像是被刀割一般。但心里却非常的紧张,因为光要留心自己的车子不要侧滑,还要留心机动道上的汽车,要是真来个刹不住车的就麻烦了。没好脸色的把表修完,又在同样的紧张中回到住处,内衣都被汗透了,寒风吹进来,刺骨的冷。

第二天按崔师傅的吩咐就休息了一天,骑着车围着东湖差不多转了一圈。骑到九女敦的时候有人在照相,汽车停在旁边,女的亭亭玉立的站在东湖的一棵大树下,围一条红色的围巾,在白色的雪地里很是显眼,男的则是架着三脚架忙着对焦拍摄。当时心里就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像这样够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呢?

那个时候移动公司刚从电信分家出去,电信的还是比较有钱。春节前的那段时间电信上下都忙着发物资和资金。我和崔师傅上午回公司吃年饭,下午还有头过来电信这边吃年饭。但是进到饭店里面被我们公司的头劝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故意没有打伞,让雨水打在脸上,把车子踩得飞快。回到住处,擦一把脸,不知是雨水还是屈辱的泪水。本来送给我们的东西也被头给黑了。年后是崔师傅假借拜年的时机,旧事重提,物业经理才又送了一套邮册给我们,吃年饭的时候可是两册的。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过。大年三十还在修表,让别人在做年夜饭的时候停水可不是件好事。回到住处,随便用酒精炉做了点吃的,好像是土豆吧,洗洗就上床了。收音机里传来春晚的声音,却是没心欣赏,听《卖拐》也只是笑了几声晚上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初一早我呆在住处没有出去,但呼机还是不争气的响了,看一下,电信小区估计是又有水表不出水了。我回了个电话,说下这么大的雪,来不了了,别人说让我打的过来他出的士费,这样我才把旧年(其实就是昨天)受的气给出出来了。做完了事我就回住处了,后来才知道,不光武汉电信的老总,还是好几个老总都去物业那里慰问了,那几个水电班的师傅每个人电话卡和红包就收了四五百块,当时那个后悔,真是没法说。第二年就对不起了,初一早上我就去那里守着,但只搞了一个一百的红包,电信的效益在下滑。第三年我没有在武汉过年,但一个老总都没有来。

工作虽然辛苦,用户也难伺候,但电信小区物业水电班的几位师傅还是非常好的,杨转运,孙汉荣,曾广超,韩雁,夏惠财,都让我终身难忘,他们不仅教会了我工作中的很多东西,而且给了我很多帮助。孙师傅看见我在外面租房子,工资也不高,就主动介绍我到物业水电班的宿舍里和曾师傅一起住,这样省去了我每个月的房租和水电。和他们的接触,也渐渐的开始明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做人是怎么一回事,做事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武汉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到处都是下岗工人。英特小区旁边就是武汉手表厂,但是早已停产多年,已成为一个花草市场。一年底时候被人征用,可以想像那些职工会有怎样的待遇。于是工人们在厂门口打了一个横幅:“我们冷,我们饿,给我们稀饭!”,就这样,还把执法人员给招来了。想想当年执政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现在却已经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真是让人感慨!再有一次是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搞减员增效,工作的十几年才能拿几千块钱,于是那些被下了的人把马路都堵了,要求市长出来对话。但那些事情是不可能有报道的,电台播报路况只是说那个路段交通管制,而那些被减下来的人的接下来的生活也可想而知。

受到老刘做程序员的鼓励,加之对于电脑的热爱,迫于现实的压力,于是就开始考虑准备买电脑了。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五百五,当时的物价低,所以强制自己一个月必须存四百块钱。虽然那时的东西便宜,夏天的时候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豆角等蔬菜都是一块钱三斤,5公斤装的液化气也只要17块可以用两个月,5升的色拉也只要29块一桶,但我还是几乎一年没有吃肉,成天就是吃这些一块钱三斤的东西。春节也没有回家过,因为回家就要买衣服,就要给红包给别人,那样会把买电脑的时间推后。而那么便宜的物价也随着三年初小布什开打伊拉克而开始涨了。

因为计划要买电脑,所以对于电脑的配置和价格留心得非常多,没事就往电脑城跑,回来自己在宿舍里做配置,算价格。到买电脑的时候资料都有一尺多厚了。OO二年三月八日,这是我难以忘记的一天,我终于花三千九百五在电脑买回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把电脑装好,天已经黑了,的士穿过武大,心情平静得像是万马奔腾,叫司机把音响打开,听着刘德华的歌感觉才稍好了一些。

抽空说一下自考的事情。纵然是在广东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也不曾放弃自考,所以回到武汉,自是要全力以赴。所以在武汉的那几年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看书,网上的照片《血腥的战役》就是那时的真实记录(感谢曾师傅的记录)。早上起来到东湖梨园背一会书,回来吃过早餐然后上班。有一回在梨园一个锻炼的老大爷跟我开玩笑,小伙子你的牙齿和你的头发一样白,我不知道他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或许二者都有吧。晚饭后一般是从七点半学习到十点半。自考那时开始一年考四次,所以一年之中尽是不停的考试,就没有气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那年在马房山中考试《高等数学》,十月底的武汉天气已经有些凉了。进考场的时候天还只是阴着的,但一边做着题,外面就开始风雨大作,本来做微积分的题已经做得人头热脑涨,体力消耗非常大,一出考场,一阵冷风吹来,打了一个冷战站立不稳差点倒在了地上。

买了电脑后更要开始学电脑了,考虑到学校学过basic语言,所以就开始学起了VB,功夫是花了不少,《程序员》杂志也没少看,但学到最后终还是没派上用场。现在想,其实当时学什么后来也不会有什么用的,因为无论我怎么学都进不了那个门,况且自己学得还是个二把刀。自己对电脑最有兴趣学习效率最高的时候是在九八年,但那时家里连学费都开始滞后交纳,不可能给我买电脑。所以等到二年我买回了自己的电脑,四年过去,一切已成定数。(详细情形请看博文《一个梦想的背影》由此我也总结,出学校之所以过的如此落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没有走上正确的生活轨迹,总是做一些和学习不相关的事,总是在做一些不能持续发展的事。就算是个钢琴天才,没有钢琴,碰不上但昭义,我也成不了李云迪。

在那期间遇见了刘金玺。有一次去他所在的福星惠誉修表,进门的时候有一个保安盯着我看,当时是冬天天色比较暗,我也没戴眼镜,就没理他,修完了我从另一个门出去了。第二次去他主动开了口:“见了老同学也不打个招呼!”,听声音这才认出来是刘金玺,寒喧了几句就离开了,毕竟大家都过得不太好,说多了也伤感,后面再去的时候他在休息,我也就没去打扰他,而我的事也比较多,到离开武汉的时候也没和他叙叙旧,喝喝酒。(这个经历在博文《给小鲍的一封信》中有记载。)

由于水表的质量实在太差,所以新装水表没有了,我们的事情也渐渐少了起来,甚至我和崔师傅搞起了两班倒,一人上一天的班。而崔师傅在二OO二年九月的时候终于被辞退了,武昌这边就全部是我负责了。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了二OO三年春节后。其实当时那些技术管理人员再敬业一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前途的,毕竟是垄断行业,但国有企业就是这样,没办法。

春节过来之后没多长时间,公司先是被别人兼并了,后是通知我也被裁员了。有半个月时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当时过来和我做交结的两个同事,手脚麻利的把铜制水表拆了,拿出去卖钱吃了一顿饭。这时我才知道汉口那边的铜表被卖得差不多了,而武昌这边的水表我和崔师傅就从来没有卖过。

于是我开始了找工作。先是在电脑城找了个卖电脑的工作,第二天接到一个呼机,说是武汉大成杜肯叫我周五去面试。于是我去了位于洪山广场附近的农行大楼里的大成杜肯。我将要做的是财务,和我一应聘的有十几个人,留下来的有六七个人。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来得比我早一些,听说我也是面试财务助理说:的工多是招女性我以一个笑对之,心想:这种时候你就不用给我施加什么心理压力了。经历过一周的培训,我也合格了。刚开始人事经理说派我到上海,但第二天,直销经理又改口说要派我去合肥,还说我是他从人事经理那里“抢”过来的。上海是代销区,只用盯住代理商的销货情况就可以,而且谢秀伦老刘当时都在上海,而合肥是直销区,要我每天去和那些黑心的包工头推销,然后收款,我实在是没信心。当时把票都买了,和前来送行的爸爸一商量,决定不去合肥了。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把最后一门自考考完了就去上海。

把票退了,去大成公司知会了人事经理,经理显得很失望,说我这样既浪费了公司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但那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叫了辆车,拖上我这两年半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当家了甚至也没来得及和水电班的师傅们吃个饭,道个别。在回家的车上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一回,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啊?

回家正准备四月份的自考的时候,非典闹越了,四月中旬的时候得知上半年的考试取消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没办法,只好在家呆着了。五一的时候,我特地到市中心转了一下,也只是发现一两个用口罩的。到五月底的时候SARS这事开始慢平息了。报电脑上机考试,报下半年的考试,三年下半年我又去过几次武汉,但感觉和呆在武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非常的陌生。十月份考试了最后一门的《统计》,十一月份成绩出来已然及格,兴冲冲的跑去办毕业证,这时才被告知要加试《邓小平理论》和《法律和思想道德基础》。没办法,继续报继续考。心情沮丧的回到家时,妈妈还正在地里补栽油菜苗。

时间到了二OO四年的元月,农历已经是腊月十八,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过年的气息。我到武汉参加真正的最后的两门自考考试。两堂都在省函授学校都是靠近窗户的位置,寒冬腊月的风吹进考场,手冻得连捏笔都困难。此前有些感冒,鼻腔里流的鼻涕都还有血丝,就那样,用纸巾擦一下鼻子,然后把用嘴对着手呵几口气,接着做题。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没多久黑了。经过关山,关山的那个中百超市里灯火通明,到达长江招待所,吃了个酸辣红菜苔”,然后回招待所睡觉。

第二天要回家的时候特地从原来就读的学校门前经过,走过以前读书经过了无数次的那条小巷时,真的像是在穿时光遂道一样。经过曾经住过的那幢宿舍楼时,抬头数了一下第几个窗户是我们的那间宿舍。学校的那几幢楼还是老样子,只是学校的大门变了,招牌也变了,门前的那条路也宽了,平了,但那时脑子中浮现的只是辛弃疾的一句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穿过纺院到达民院,那都是曾经战斗、留连”过的地方深情的看上一眼,然后上了538路公汽。几经转车回到家开始准备过春节了。

                 漂泊深圳的日子

年的春节之后,按老家的说法是“年过月尽”,而对于已在家赋闲近一年的我来说,形势就更是紧迫了。

年前舅舅就给我联系了在上海做程序员的一个远房亲戚,但人家不愿意帮我介绍;期间老刘也曾给我介绍过,也没成。不断的从希望到失望的振荡,几乎要让人发疯。

后来弟弟说他在深圳认识人,这样我才决定来深圳。本来自从在惠州的那段经历之后,对于广东,对于打工,是很敏感的。但深圳是移民城市,大家都是外地人,这在感情上容易接受一些。

车是三月十九日下午六点多的,但我早上九点多就从家里出了门,十一点多就到了汉口火车站。呆得太久了,真想早点出去。还记得那一天天是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但又没有下,有些冷,一如我当时的心情。票是弟弟在学校买的半价学生票,巧的是查票的时候只查了弟弟的,而对于正趴着睡觉的我则连问都没问。越是快车越查票越少,越是慢车查票越多。

T67次列车带着心事重重的我驶向深圳(那张车票我将永久保存)。到达广州天已大亮,过了东莞之后,车窗外的高楼渐次的多了起来,深圳是越来越近了。终于我看到了地王大厦,这个深圳的象征。走出了深圳火车站,深圳正是阳光灿烂,气温在二十多度,我上车的冬装得马上脱了。转乘101路公汽行驶在深南大道上。路两旁的景色让人震撼,虽然正在修地铁,但扔掩饰不住她的宽阔与气魄。但在陌生的城市里景色越是美丽,越发的觉得未来生活的不可预测,不可把握。弟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个劲的劝我:没事的,我这边有人。

疲惫和心累让我闭上了眼睛,无心欣赏风景,经过锦锈中华世界之窗时也只是瞟了一眼。到达西丽的时候时近中午,毫无胃口的吃点东西就洗澡睡觉了。第二天到中山公园转了一下。从二十一日开始我就开始跑人才市场了,这让我初尝到了深圳光鲜背后的艰辛。

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七点出发,到达罗湖就是九点多钟,市场刚刚开门,买了票赶紧进场,但往往走遍了整个市场也没发现几个招财务的,好不容易找个在招的,人家开口就要本科。第一天是和弟弟一起去的,也是遇到了“袁伯”(关于“袁伯”的介绍请见《爱上未来的你》这篇博文),才找到的人才市场。兄弟两个啃了一个面包,走出市场从泥岗西路转到八卦二路,面对那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心中越发的恐慌。来时的车是坐不到了,随便上了趟小巴,人太多,还没投币就让我们到车厢后面去,走了几站路发现司机和跟车的人换班了,这下我们就不用投币了,直接逃票了事。人在那样的情形下,是没什么修养了,省钱是第一位的。在饥饿的人心中是没有法律的。

连续三天,只是强行塞给了别人一份简历,照这种情形我的盘缠花光了也找不到工作。万般无奈之下我还是利用关系进了这家公司,做了一名普工。那段时间是人生的一个低点,对自己,对未来,对过去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自信心更是倍受打击。

当时这家公司在这一带是鼎鼎大名的,招人都要有关系,别人评价说招女工像是选美,人事经理当然就牛得不行。当时看见我戴个眼镜,那“牛劲”马上就上来了:“戴眼镜怎么能看产品呢”?不过我的介绍人动用了三个经理和一个课长轮流去说情,也就没事了。体检的时候没有让医院的人测视力,自己找了个颜色一样的笔填了个1.0。木讷的我那时才明白什么叫做“变通”。

不过现在人事经理牛不起来了,他曾经在一个月里天天去市场招人,是个女人就招,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因为没招够人而被扣了钱。这也让我明白什么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轮回。

刚进公司吃了好多苦头。开最烂的机器、给仓库搬货把手都划破了、住八九个人一间的宿舍、每天都要到十二点多才能睡觉、吃没有一点油水的快餐。刚来深圳是六十四公斤,最轻减到过六十一公斤多,当时是看见肉就想吃,每个晚上都被饿醒。每个月加六十多小时的班(不算每周六的加班),拼命的打产量,倒废料的时候把手拉开一个大口子,用手捏住止住血接着上班。但也只是拿过三次产量奖,每个月拿到手八百八十块,拿到产量奖就是九百六。有一回发烧,烧得脚都快踩不住机器的踏板了(后面一测是三十八度五),组长问我要不要请假,我说不请,因为一请假,不仅半天的工资没有了,三十块钱的全勤奖也没了。五点半下了班,自己买了八块钱的退烧药吃了,在宿舍里发汗退烧。

进厂没多久车间搞了一次“罢工”,结果带头闹事的被解雇了,那个女课长也走人了,换了一个新课长,大专文化湖北京山人。那份请愿书的原稿就是我写的,带头的人自己花钱打印了一份,还煞有介事的让车间每个人签名按手印,像小岗村的村民一样。

五年元旦公司搞晚会,我和人合伙上了一个奇志大兵的相声,算是在公司开始崭露头角。演节目的时候和小严还来了个短信“现场直播”。但在排练节目期间也让我损失了不少加班费。

这种情形持续到五年三月,春节之后车间原来的物料员被课长炒了,我顶了上去。好几年了我一直想问他当年为什么要选我但却一直也没有机会问。因为当时车间还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写得一手好字,和他“老乡老乡”的也走得比较近。我一做物料,那个高中毕业的就辞工了,跳了几个厂不如意后就回武汉了。听说现在在小东门开个建材商店,存了十几万了。而我现在还呆在这里,相比那时,也只是前进了一小步。我有时在想,如果当初课长不找我做物料,我也许早就辞工走了,那肯定又是另一番境界了。

毕竟我是学财务的,所以做物料这样的“进销存”的台式账自然是驾轻就熟,不多久就赢得仓库和课长的一致赞誉。五年五月份,公司的材料开始出现批次性的不良,每天一上班的工作就是按通知上线排查,不良的退库然后再补料,中间喝口水都得抓紧时间。到六月初事情少一点的时候,我打电话到财政局问会计证报考的事,别人说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而下半年的考试取消,从六年开始加试电算化,听此消息如同雷击一般。因为在那时毕业两年以内可以免考一门,而只要考过就可以拿到证件。而从六年开始不仅要考试两门课程,而且还要加试电算化。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关键是时间耽误太多。

五年时候差点涉足了两起感情。做物料的时候每天送产品到包装去,有一个女孩每次都主动的和我打招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也只是发展到发发短信的程度。有一天突然冷淡下来,我不知为何,也懒得理她。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她和一个公司修模具的,月薪三四千,大她八岁的出去吃了两次饭。后来她们觉得没有共同语言而不欢而散了。回头她再找我,我自然是不会再接受了。她甚至动用了两三个人来旁敲侧击我,我也没有心软。再后来她们又走到一起 ,大概年底就要结婚了。对于这样的女人,我想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接受。刚进公司的时候,一同进厂的几个人跑到女工宿舍去串门,刚坐下,别人说来一句:“我们要找男朋友,就找修模具的,普工不要。”那几个人脸红着下楼了。我当时虽然没去,但也觉得很受刺激,感慨现在的女孩都是如此世俗!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和品管部一个东北的女孩又有了一丝情愫,五年国庆节还跑去园博园玩了一天,比较有共同语言。其实以当时的那种进度,如果我再主动一点,可能这事就成了,但我那时的极度不自信,让这段感情最终没了下文。等我一个多月后明白过来再去表白,别人明确的拒绝了我。经过这两次的失败之后,在公司基本就没有再留心这方面的事了。在当时的日记中是这样命令自己的:“关闭目标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后面进来的员工都是八八年八九年出生的,和我隔了差不多一个时代,更没有共同语言了。

五年的九月十八日,农历中秋节,老刘刚好也在深圳,和老刘的一个初中同学一起去了红树林。他的那个初中同学高考时六百多分,华中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中兴,后来又跳到华为,户口也转到了深圳,当时就是年薪十万。这让我觉得和同龄人的差距是越拉越大了。而我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我感觉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恐慌。告别老刘,到西丽下车。没事去了人人乐。进去的时候月饼在搞促销,买一送二,等我从四楼转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月饼都不见了,连地上都变得干干净净。这也让我当时震憾了一下。月饼在八月十五之前是很走俏的,但一到中秋,就迅速的贬值。这如同我们的青春,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六年元旦的公司晚会我又上了一个奇志大兵的相声《电视速配》,现场非常火爆。(详情请见博文《浮华人生》。)其实第一年上节目纯粹就是为了混个脸熟,而后面的上台,就有点情非得已了。现在想来,人应该是要培养出一点特长的,这样会比较占优势。如果真能在公司活动中出彩,那么以后的机会会多一些,而且比起请客送礼的打点来,效果要好得多。我庆幸自己会说相声。

六年一到就开始留心CPA报考的事了,听说是五月份报名。三月的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到公司前台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深注协的“报名简章”,这才有了后来的《人间四月天》《光荣与梦想》里的记载。有时想,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如同命中注定,如果那一天我不去前台,或是那份报纸和往常一样被人拿走了,那六年的考试我肯定就又错过了,而那样的错过,对于我来说,意味太深长了。

接下来的日子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中就多有记载了。七年初,车间的一个组长辞工了,我再往前又进了一步,不仅住宿条件大为改善,工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信心的逐渐恢复。

八年公司的经营受大环境的影响,滑坡得比较厉害,否则也不可能享受七天长假。明年公司铁定要搬到武汉了,听说厂房都建起了一半。到时公司自然会面临一番剧烈的变革,有的人会跟着去,有的人会选择离开。而我,可能会选择后者。

再过一个月就是自己二十八岁的生日了。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这肯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回首再看这一路走来的九年,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

首先是要改变自己适应社会。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预计到南方来打工的,因为我爸爸当时的承诺是给安排工作的,所以当时在学校里和同学和社会的主动接触并不多,每天都是去自习,去阅览室,久而久之形成了封闭、清高甚至孤僻的性格。印像比较深的是学校举行了一次辩论会,我的发挥比较好,学生会学习部长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的“嗯”了一声,人家后来再看见我就不打招呼了。现在看来其实这种性格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要不得的。

之所以走到今天非常的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没有机会让我成长,让我展示,让我转身,另一方面则只能归咎于自己的性格。我和弟弟两种不同的性格,在深圳走出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性格决定命运,真的。

其次是要真的掌握生存于社会的技巧。自己虽然是中专毕业走上社会,专业学的是会计,但到四年九月大专毕业之时也没有拿到会计证。纵然大专文凭再不值一提,但如果持续朝此方向努力,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吃那么多苦头。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社会历练吃点青春饭无可厚非,但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必须在生存技巧上有所积累,否则年过三十而无一技之长,在这个已经是人吃人的社会再谈生存就非常困难了。

再次就是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心中保持住希望的火苗,否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容易迷失。“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我在以前曾一度非常悲观,甚至连人生的意义都产生过怀疑,甚至想如果三十岁混出不名堂就去云南帮人卖货,最极端的想法是遁入空门。但现在看来觉得非常可笑,我想去人家都未必肯收我。古人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实际上任何事物的进步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可能我在这里正伤感的时候,别人已经大踏步的向前走着。等我有一天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落下了一大段距离了。

我的性格中虽然有缺陷,但幸好还有执着这一个好的特性,虽然有时被认为是固执,否则,如果随波逐流就真的会被社会所淘汰了。

OO八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同寻常而成长的一年,对于我来说也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会计证》终于在今年拿到了,CPA的成绩也将左右我今后几年的走向,而在心态的调节上也在日臻成熟,相信假以时日,再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定能走出一条自己所满意的路来!

后记

这篇长文是从三年就开始在心中计划的,今天总算是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了。回头再看,这一路走来的足迹,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虽然没有太多故事,但也足以让自己铭记。

我总是认为,一个青年人,在差不多的智力水平差不多的努力程度下,机遇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需要自己去创造机遇的时候,那么性格特点又会直到决定作用。可惜的这两点我都不具备。而由于家庭条件的关系,每每手上有点积蓄想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家里就把资金抽走了,这也更加限制了我的活力。家里有家里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如果这两个难处少一个,可能我也不是今天的样子。世间事,看似巧合,其实这巧合中就是必然。

当同龄人的小孩已经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当所谓的“九后”已经开始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回头再看自己这一路走来的青春,无所谓一声叹息,无所谓青春泪流满面,回头,微笑,致敬,转身,前进!2008-10-2  12:11:47

                                       雁渡寒潭

                                   OO八九月十日动笔

                                   OO八十月二日收工

                                   OO八十月四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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